屠戮停止了吗？加沙记者讲述漫长的巴勒斯坦抗争史,巴(勒斯坦加沙位置

更新时间：2026-01-19 23:14 来源：牛马见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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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 随着2026年(初关于加沙重建及国际监管下临？时技术官僚治理安排的公告发布，这片土地的头条新闻正逐渐淡出大众视野。然而，我们选择在此刻译介这篇文章，是因为即便在所谓的“治理”与“重建”叙事下，仍不断有更多人被杀害，系统性的屠杀与抹杀历史的企图仍在持续。 这篇文章通过一位加沙记者的个人视角，将新闻报导中冰冷的死亡数字还原为一个个关于抗争、尊严与记忆的真实而鲜活的生命。作者拉姆齐·巴鲁德的姐姐苏玛是一名医生，她在遇难前依然在筹划如何利用自家废墟建设社区菜园，让大家吃上新鲜蔬菜。这种被称为“坚韧不拔”(Sumud)的精神，反映出巴勒斯坦人如何在定居者殖民主义的暴力与侵略面前，将日常生活转化为一种抗争。 加沙的战争同样是一场关于“谁的叙事能定义现实”的话语之战。长期以来，殖民叙事试图将巴勒斯坦描述为“无人的土地”或“无历史的民族”，并将其抵抗污名化。而文章有力地指出，医生、教师、艺术家甚至废墟上跑酷的青年，都在通过其职业与存在本身进行一种“长时段历史”的抵抗。这种抗争与全球反殖民运动紧密相连，正如弗朗兹·法农所言，在非人化的制度面前，抵抗是一种恢复人性的深刻举动。它是受压迫者重拾尊严和自主权的手段。 无人机和钻地炸弹或许能改变一时的地貌，却无法摧毁一个在数千年历史中早已掌握生存艺术的民族。这篇文章邀请我们穿透战火，理解巴勒斯坦人民如何将生存转化为一场关于尊严、历史与自由的长期抗争。 更多有关巴勒斯坦的抗争历史，可以点击《巴以战争的两种逻辑：解放还是种族灭绝》查看。 作者｜拉姆齐·巴鲁德(Ramzy Baroud)，出生于加沙的记者、作家以及《Palestine Chronicle》的编辑。 译者 | 缇戈、侯憨、鹅童、Ripple 校对 | 侯泠 责编&统筹｜psq 后台排版｜童话 图片来源：towardfreedom.org 就在我姐姐苏玛·巴鲁德(Soma Baroud)在汗尤尼斯被以色列军队杀害的几天前，我收到她发来的一大段信息，她谈到对自家旧址那片土地的未来规划。 苏玛·巴鲁德于10月9日遇难，当时以色列战机轰炸了她和其他疲惫的加沙人乘坐的出租车，地点位于汗尤尼斯的巴尼苏海拉环岛附近 | 图片来源：middleeastmonitor.com 在加沙，几乎我所有亲戚的房屋都被以色列的战机炸毁或推土机夷平了。然而苏玛的计划并不是建个更大的房子，或把地卖了离开加沙。“等废墟都清干净，”她写道，“我要建一个社区菜园，让大家都能吃上新鲜蔬菜。”尽管我支持她的想法，但也不禁想，那时姐姐该住哪？对她而言，这似乎只是个小问题。 苏玛的身上凝聚了家庭之爱与社区团结。我们的父母坚信，教育女孩比教育男孩的重要性有过之而无不及，为此他们倾尽所有把她培养为一名医生，以服务社会。从叙利亚阿勒颇大学医学院毕业后，她便致力于提升女性地位，成为众多女孩的榜样，其中一些女孩后来也成为医生。所以，即便在大规模杀戮已司空见惯的当下，她的死仍然令汗尤尼斯的人们震惊。 与加沙的多数医生一样，苏玛本可以凭借她的社会阶层过上相对舒适的生活。然而，她也像这里大多数医生一样，义无反顾地投身于这场将所有人团结起来的集体抗争中，共同面对这场种族屠杀。自2023年10月以色列对加沙发动袭击以来，已有数百名医务人员被杀害。这不足为奇：在这里，医护工作者不仅救死扶伤，更在灭绝行动的残酷阴影下，成为社区的精神支柱；正是他们的奉献与牺牲，支撑着面临种族灭绝的人民。 我们很少将医生、教师、记者、艺术家、民防人员等群体的工作归为抵抗，尽管他们的所为的确是抵抗行为。他们的默默奉献不太见诸报端，但如果没有他们及更多普通人的付出，巴勒斯坦社会早已从内部瓦解，难以抵御残暴的以色列战争机器。 生我养我的加沙地带，它的意义，既不来自区区360平方公里的土地面积，也非其贫瘠的资源，而在于它坚韧不屈的人民。正因此，被围困近二十年的加沙才代表着巴勒斯坦抵抗运动的核心。正是这种抵抗精神，使他们在敌人投入无数时间和资源消灭他们的企图面前，仍然能作为一个民族屹立不倒。 一 夺回话语权 出版这期刊物时，以色列对加沙的种族灭绝战争已持续两年，我曾熟悉的地方几乎都已荡然无存。92%的房屋被摧毁或遭受不可修复的损毁，几乎所有清真寺和教堂都被夷为平地。 医院也遭受重创：许多医院遭到蓄意袭击、摧毁或被迫关闭，仅存的几所医院也只能维持部分运转。教育系统已被基本抹除：95%以上校舍遭到破坏或摧毁，加沙地带的大学要么已成废墟，要么已损坏得无法运作。 2024年3月13日，在加沙地带南部汗尤尼斯，一名巴勒斯坦男子扛着行李，走过以色列空袭后被毁的居民楼废墟 | 图片来源：路透社/Ahmed Zakot摄 至少有65,502人被证实死亡，而实际数字可能远高于此。加沙，这片我曾度过童年和少年时代的土地，正遭受以色列的屠戮。即便身在他乡，加沙依然是我心中唯一的家。 从加沙传出的影像不仅记录了现实，更挑战着我们被要求遗忘的历史。要真正理解我们正在目睹的一切，就必须超越眼前的时刻。这绝非一场孤立的人道灾难，也绝非如以色列政客所言，是旨在消灭哈马斯的战争。这是针对巴勒斯坦人民的战争，是长达百年的定居殖民计划的顶点，也是一场漫长的合法性与意义之争中的残酷高峰。这场斗争关乎谁的叙事能定义现实——是犹太复国主义凌驾于巴勒斯坦人民的生存与权利之上的自我合法化的图谋，还是巴勒斯坦人民抵抗抹杀图谋、捍卫自身意义的坚韧。 对以色列而言，种族灭绝并非仅是报复行为，而是其战略的一部分，这一战略根植于长期以来的种族清洗、土地剥夺及以色列历史学家伊兰·帕佩(Ilan Pappé)所称的“渐进式种族灭绝”(incremental genocide)。以色列及其盟友竭力将对加沙的毁灭描绘成对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袭击的自卫反应，借此抹除这片土地上长达百年的殖民统治与强制迁移的历史。 印有内塔尼亚胡头像并写有“因种族灭绝被通缉”口号的标语牌。2024年5月9日，美国华盛顿，抗议的学生们以此声讨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 | 图片来源：ZUMA PRESS/ALAMY 这毫不新鲜。事实上，犹太复国主义不仅图谋土地，还企图掌控叙事权，抹杀巴勒斯坦的历史、身份与存在。它将巴勒斯坦描绘成无人居住的土地，将巴勒斯坦人民描绘成没有历史的民族，并将他们的抵抗污蔑为纯粹的“恐怖主义”。 请把目光投向这个民族，面对长达一个世纪的抹杀企图，他们并非被动的受害者，而是变革的推动者。这场话语之战可能比前线的战斗更关键。这是一场争夺文化和思想合法性的斗争，一场定义现实本身的较量。 帕佩在他的书《关于以色列的十个神话》中指出：“历史是每场冲突的核心。只有切实、公正地看待过去，和平才有可能；相反，歪曲或篡改历史，只会播下灾难的种子。” 我们必须明白，历史远不止是日历上标注的日期和事件。它与人民的历史，或者说“自下而上的历史”紧密交织——正是这些普通人民在文化、思想以及最终的集体行为的形成过程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例如，“坚韧不拔”(sumud)这一概念，即巴勒斯坦人民传奇般的坚韧精神，如今在那些即使家园已成废墟也拒绝离开的加沙人身上依然可见。这种精神并非出于理性考量，也不受某些政治派别的命令驱使，而是一种在长期反抗斗争中形成的集体心态，我们可以称之为“长时段历史”(longue durée)。 本文便致力于呈现巴勒斯坦人民的这段“长历史”，探究塑造它的力量，并向那些试图抹杀它的势力发起挑战。 二 反殖抵抗 在巴勒斯坦，暴力从来与壮烈、顽强的抵抗并存。而加沙正是这场斗争的熔炉。 加沙最早出现的有组织抵抗运动是“费达因”(fedayeen)，成员多是流离失所的农民难民。他们聚集在一起，希望夺回在1948年“纳克巴”（Nakba，意为大灾难）期间失去的一切。那时，七十五万巴勒斯坦人被犹太复国主义武装赶出世代居住的家园。由于难民占人口的大多数，却被挤压在仅占巴勒斯坦历史版图1%的狭长地带，加沙自然成了抵抗运动的温床。 来自法塔赫的巴勒斯坦敢死队，摄于1979年黎巴嫩贝鲁特|图片来源：wikipedia_Palestinian fedayeen 在以色列军事镇压中幸存的“费达因”成员后来重组为不同团体，最终并入1964年巴勒斯坦解放组织(PLO)成立的巴勒斯坦解放军。1967年“纳克萨”（Naksa，意为挫折）[1]之后，以色列占领了剩余的巴勒斯坦领土，这些抵抗派别由于不同意识形态和路线分化。加沙的贾巴利亚难民营成为1987年第一次“大起义”(Intifada)的中心，导火索是四名巴勒斯坦工人被一辆以军卡车撞死。人们投掷石块抗议，迎来的是子弹；举行罢工，则换来监禁和酷刑。 这些事件表明，巴勒斯坦人民并非“定居殖民主义”的被动受害者（定居殖民主义广义上指外来定居者取代当地原有居民的一种殖民形式）。正如反殖民理论家弗朗兹·法农所言，在非人化的制度面前，抵抗是一种恢复人性的深刻举动。它是受压迫者重拾尊严和自主权的手段。法农在《全世界受苦的人》中写道：“它把原住民从自卑感、绝望和无所作为中解放出来；它让他们无所畏惧，重获尊严。” 早在20世纪上半叶，巴勒斯坦思想家就已认识到，犹太复国主义——这种旨在建立犹太国家的政治意识形态——不仅是一个民族主义计划，更是一项得到西方支持、旨在彻底驱逐原住民的殖民事业。乔治·安东尼乌斯(George Antonius)在其1938年的重要著作《阿拉伯的觉醒》(The Arab Awakening)中指出，建立犹太民族家园是强加给巴勒斯坦本土社会的。他警告说：“犹太人（从欧洲）被驱逐的问题，绝不能通过把阿拉伯人从故土赶走的方式解决。”这强调了犹太复国主义定居与巴勒斯坦人的生存之间的根本矛盾。 易卜拉欣·阿布-卢格德(Ibrahim Abu-Lughod)后来将犹太复国主义置于全球殖民史中审视，驳斥了将巴勒斯坦视为孤立或特殊个案的倾向。这一视角对于理解巴勒斯坦抵抗运动作为一场反殖民斗争至关重要。 2023年11月4日，在华盛顿举行的一场支持巴勒斯坦的示威活动中，两名示威者佩戴巴勒斯坦传统头巾kuffiyeh以示支持 | 图片来源：美联社/Amanda Andrade-Rhoades 巴勒斯坦人通过“穆卡瓦马”(Muqawama)这一概念来理解这种斗争。虽然这个词的字面意思是“抵抗”，但在巴勒斯坦大众文化中，它的含义更加广泛，涵盖了所有反抗不公、殖民压迫和军事占领的行为。它可以体现在一首歌或一颗子弹中，一幅画或一个投石索中，也可以体现在公民抗命、总罢工，甚至是佩戴巴勒斯坦传统头巾(kuffiyeh)的行为中。 巴勒斯坦抵抗运动是一种根植于民族血脉、发自内心、世代相传的力量，经受住了每一次入侵和每一次试图抹杀其存在的考验。从加沙传奇人物巴蒂斯（Batis，卒于公元前332年）抵抗亚历山大大帝的英勇事迹，到反对英国托管统治的人民起义(1936-39)，再到加沙当下持续不断的坚韧不拔的斗争，巴勒斯坦人民的抵抗始终证明他们对自己的土地和集体未来抱有坚定不移的信念。 这种精神也体现在勇敢的知识分子身上。他们构建共同愿景、凝聚集体意识，以反抗压迫者的叙事。正是通过这样的斗争，作家、诗人和艺术家为解放事业奠定了基础，使抵抗不仅成为政治行动，也成为一种知识与文化行动。 一名男子在加沙一栋公寓楼的废墟中练习跑酷，完成了一个空翻动作。在拉法的瓦砾堆中练习跑酷，已成为加沙文化抵抗的一部分 | 图片来源：艾哈迈德·优尼斯(Ahmed Younis) 三 反战的工人 尽管“坚韧不拔”(sumud)精神鼓舞了全球各地的解放运动[2]，但巴勒斯坦人民的解放斗争并非特例，而是更广泛的反殖民主义与反帝国主义斗争中的一个篇章。他与反对南非种族隔离制度的斗争形成了清晰的呼应：在本土人民的抵抗与坚定的国际团结运动面前，无论种族隔离制度多么根深蒂固，都无法长久持续。[3] 正如南非的经验所示，国际社会对巴勒斯坦人民的声援，尤其在这些艰难困苦的时期至关重要。世界各地的民间组织已在揭露以色列过去两年间骇人听闻的种族灭绝罪行方面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在西班牙等国家，这种团结行动已被证明在弥合民间社会动员与政府行动之间的差距方面行之有效，最终促使部长们取消了与以色列签订的大规模军事合同。[4]更令人振奋的进步迹象也在逐渐显现，许多国家的工会正成为团结行动的重要支柱，特别是意大利码头工人采取了直接行动，阻止武器运往以色列。[5] “如果他们封锁船队，我们就封锁一切”，意大利码头工人为支持全球苏木德船队罢工 | 图片来源：leftvoice.org 四 长远视角 巴勒斯坦人民持久的抵抗与坚韧不拔的精神，就连一些犹太复国主义历史学者也开始有所认识[6]。以色列历史学者本尼・莫里斯(Benny Morris)曾承认：巴勒斯坦人“总是从宏观、长远的视角看待一切。他们认为，目前……他们没有理由屈服，因为这个犹太国家不可能长久存在，他们最终一定会胜利。”[7] 令人遗憾的是，莫里斯和许多人一样，在对以色列看似不可避免的命运感到恐慌之际，未能设想在一个民主国家内实现种族共存的可能性。在这样的国家里，所有公民无论种族、宗教或民族，都享有平等待遇。 但在某种意义上，莫里斯的判断并非毫无道理。以色列的占领与种族隔离制度永远无法真正建立在系统性暴力和种族排斥的基础之上。尽管在短期内，战争机器可以凭借惊人的毁灭性力量主导局势，但从长远的历史进程来看，真正塑造未来的将是巴勒斯坦人民坚定不移的勇气与集体韧性。无人机和钻地炸弹或许能改变一时的地貌，却无法摧毁一个在数千年历史中早已掌握生存与抵抗的民族的精神。 这则宏大叙事邀请读者以历史的视角去解读历史本身——巴勒斯坦人民的抗争并非一系列孤立事件，而是一个连绵不绝、持续发展的抵抗史。这个故事由那些拒绝屈服、并以风起云涌的反抗行动书自己历史的人们讲述。他们的抗争并非为了博取同情，而是为了争取理解与团结。这一切都表明：爱、信念与勇气，终将战胜殖民与战争等不义手段。 —END— 文章来源：New Internationalist网站，原文发表于2025年11月1日的《New Internationalist》。 原文链接： https://newint.org/war-and-peace/2025/long-war-meaning 原文标题：The Long War for Meaning

编辑：钟明和